2019年06月05日 11:22:00

6月4日，财政部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国家财政部将于6，7月组织部分监管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对77家医药企业展开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据称，此次会计检查的目的是，剖析药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利润构成，揭示药价形成机制。

在这一波被检查的77家企业中，既有恒瑞、上海医药、石药、复星这种本土大药业，也有赛诺菲、礼来等大外企。药企销售费用畸高似乎已成医药行业的通病。而这或是由于相关部门实行”两票制“后，虽然减少了药品的流通环节，但却将市场推广费和医生回扣等支出转移到药品生产企业的结果。

与此同时，国务院办公厅于6月4日下午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规定了多项医药重点工作的实施进度，重点提及仿制药和集采引领深化医改的时间进度需分别在6月至8月完成。

而上述检查，疑似为制定医疗体系深改而进行的调查。

去年国内医药行业实施了“4+7”带量采购，似乎旨在想摸清药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利润成本构成，以及销售费用去向，从而消除带金销售，打击医药腐败，降低药品虚高的价格。

受此影响，包括华海药业在内的制药企业药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A股在2018年全年的医药行情后出现整体滑铁卢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14家医药行业协会及其会员企业5月24日刚刚联合发文，呼吁暂缓推进“4+7”集采。

而借助最近爆发的财务造假，费用名目不清等医药圈负面事件，国家医保局得以顺理成章地跟在国家财政部后面对制药企业开展财务摸底工作。在摸清成本之后，第二波带量采购的价格控制或许会比第一轮4+7更有掌控力。

不过，随着药企财务造假事件频现，很多公司将经不起检查，对于医药板块来说是一次利空。受上述消息影响，医药生物板块指数持续下跌。截至收盘，医药生物指数下跌1.53%，多达18只板块个股跌幅超过3%以上。

具体来看，上述77家药企涉及A股上市药企共27家，包括复星医药、上海医药、恒瑞医药、步长制药、华润三九、智飞生物、同仁堂、天士力、华北制药、天坛生物、吉药控股、大庆华科、景峰医药、奥赛康、仙琚制药、亚太药业、国药股份、江中制药、辰欣药业、安图生物、菲利华、卫光生物、太安堂、北大医药、同济堂、沃森生物、恒康医疗。

从检查范围来看，不仅前期陷入负面新闻的部分企业在内，大型医药企业也均在此类。其中市值在500亿以上药企4家，百亿以上药企13家，合计影响企业市值规模达到7500亿。

而根据相关报道，相关机构将在2019年6月至7月对调查名单上的药企开展检查，8月30日前各地需将检查材料上报财政部。具体检查内容包括销售费用真实性，成本真实性与收入真实性等等。

而从细致的角度，此次检查力度也前所未有。根据媒体报道，光销售费用真实性的检查，就囊括是否存在以咨询费、会议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各类发票套取大额现金的现象；是否存在从同一家单位多频次、大量取得发票的现象，必要时应延伸检查发票开具单位；会议费列支是否真实，发票内容与会议日程、参会人员、会议地点等要素是否相符等。

事实上，销售费用居高不下问题，在行业里普遍存在，据业界统计，A股254家药企合计销售费用甚至高达2500亿元

公开数据显示，在292家有相关数据的医药生物企业中，平均销售费用占比为24.09%。其中有34家企业的销售费用率超过50%。

在这34家企业中，销售费用率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国农科技、灵康药业、龙津药业、大理药业、哈三联，具体占比分别为73.84%、72.78%、72.21%、67.48%和66.10%。

而大型企业的销售费用占比也一直处在偏高状态。以恒瑞医药为例，2014-2017年，恒瑞医药销售费用分别为28.44亿元、35.25亿元、43.52亿元和51.89亿元，分别是同期净利润的1.9倍、1.6倍、1.7倍和1.6倍，占当年营收的比例分别为38.16%、37.84%、39.23%和37.50%。2018年年报恒瑞医药销售费用为64.64元，同比增长24%，占比营业收入比重37.11%。

从港股上市的公司来看，除了亿胜生物科技销售费用占比超过60%，其他医药公司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基本在30%-40%之间。从全球对比来看，国内药企公司的销售费用占比确实过高。

早在2016年年底，业界就曾发布过一份报告，直指我国医药行业销售支出费用在收入的平均占比已经超过40%，甚至部分医药企业已经超过了50%接近60%，与国外创新型医药企业不足30%的销售费用占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上市药企研发总规模庞大，但多数药企年研发投入规模不足亿元，不足以支撑创新药的研发。且从研发占比（研发投入/营业收入）看，药企研发占比整体并不高。

受影响更大的是，2018年4月，由于报告期销售费用率较高且逐年增长，业务推广费占比较高，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申请未能通过。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药企的销售费用主要有六大流向：公关招标机构费用、公关医院相关负责人费用、医生回扣、医药代表提成、逃税洗钱（过票）成本、统方费用。

医生回扣是药企销售费用的主要流向，这是因为具有处方权的医生直接决定了药品销售的多寡，且长期缺乏对医生的成本约束机制，同时医生资源稀缺，成为各药企激烈争夺的“销售端口”。

2000年以来我国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由各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由于招标采购机构实际掌握着药品定价权且“只招标、不采购”，药企竞相公关，窝案频发、腐败盛行，药品招标价长期与市场供货价倒挂，成为“高药价、高回扣”的核心一环。

其中公关招标机构、公关医院相关负责人和医生回扣分别对应招标环节、医院采购环节和处方销售环节，利益进行三次重新分配，且医生回扣占比超过一半。

为此，监管部门推行了“两票制”，希望解决医药流通环节中存在的层层加价问题，从而进一步降低药价。两票制的初衷则是去掉中间环节，挤压药价水分，实现药价透明化。然而，指制药企业的出厂价由”底价转高开”，由代理商们承担的一些所谓“市场推广费”“销售费用”转移至药企自负，这被认为是中国制药行业销售费用一路走高的主要原因。

为了降低药品虚高的价格，2018年12月6日，医药行业实施了“4+7”政策，带量采购产品中标价格揭晓，平均价格下降52%，部分药品价格下降高达96%，二级市场医药股票应声大幅下跌。

实际上，我国药企以仿制药为主，药企销售费用普遍高达50-70%；我国仿制药处方量占比88%，销售额占比却高达58%，说明存有降价空间。即便，“4+7”带量采购降价幅度如此之高，部分仿制药产品“4+7”带量采购后的价格却仍高于在美售价。所以，“4+7”带量采购通过挤压流通环节费用，尚未伤及生产环节的利润。

而今财政部、医保局联手查账，剑指销售费用虚高和财务造假，有多少药企经得起检查？

文  曹婧晨@环球老虎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