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1日 16:11:24

文 | 付一夫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不仅是国民经济循环的最终环节，也是衡量民生福祉与经济活力的关键指标。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掣肘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海外各方面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客观上需要我国在提振内需方面进一步发力，而扩大居民消费、激发大众消费意愿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居民消费意愿并非单一变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受到来自收入、预期、环境、结构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决定了居民“敢不敢消费、愿不愿消费、能不能消费”的行为逻辑。

考虑到当前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已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应对下行压力的关键议题，本文将从从经济学角度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经济因素，希望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商业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一、收入维度：消费的基础性支撑

收入是消费的硬约束，是影响消费意愿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其影响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更体现在结构、预期和稳定性等多个维度，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绝对收入假说：当下的购买力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当前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消费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但消费的增长速度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步降低，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便意味着：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增加其可支配收入能最有效地提振其消费意愿，因为他们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更高。因此，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专项附加扣除的落实、以及各类补贴政策，其核心都在于直接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钱袋子”，从而刺激即期消费。

（2）持久收入假说与生命周期假说：长期的财务规划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则是将分析视角从当期延伸至长期。根据其观点，居民并非根据一时收入，而是根据他们预期的、长期稳定的“持久收入”来规划消费；与此同时，个体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平滑消费，在工作时期储蓄以备退休之需。

具体而言，如果居民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感到担忧（例如在经济下行、失业风险增加的时期），即使当期收入未减少，其消费意愿也会显著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相反，一个前景光明的行业或一份稳定的公务员职业，其从业者的消费信心通常更强。

不仅如此，该假说还揭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整体消费倾向的影响。当一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剧时，整个经济的总消费倾向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老年人消费结构偏向医疗保健、养老服务，而整体消费增速可能放缓，因为他们正在动用储蓄而非增加收入。

（3）收入分配结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社会总体收入水平之外，收入的分配结构同样至关重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其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较低，他们将更多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

基于这一逻辑，如果某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过大，势必会导致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因为财富集中在了消费意愿相对较低的群体手中。因此，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提升社会整体平均消费倾向、激活内需的有效经济策略。

二、居民预期：消费意愿的前瞻性决定变量

在现代经济中，心理因素、宏观环境等因素对于居民预期有着极大的影响，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消费决策，主要涵盖四方面内容。

（1）消费者信心指数：经济的“晴雨表”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对经济现状满意度和对未来前景乐观程度的综合指标。当消费者对就业形势、收入增长、国家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时，他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和借贷消费，比如如购房、购车等等；反之，若人们消费信心不足，则更倾向于“捂紧钱袋子”，推迟非必要开支，同时增加储蓄以应对“寒冬”的降临。

（2）通胀与通缩预期：货币购买力的侵蚀与幻觉

通货膨胀一般是指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物价普遍持续上涨，并且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经济现象。通常认为，温和的通胀通常有利于刺激消费，因为“今天不买，明天更贵”的预期会促使消费者提前购买。不过，恶性通胀（尤其是超过工资增速的通胀）却会迅速侵蚀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导致生活必需品支出占比被迫提高，从而挤压其他消费，整体消费意愿受到实质性打击。

与通货膨胀相反，通货紧缩是指货币供应减少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普遍持续下跌，并且货币购买力上升的经济现象。相比之下，通缩要棘手得多：当物价持续下跌，消费者会产生“持币待购”的心理，期待未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商品，从而无限期推迟消费。这种等待会进一步加剧需求不足，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裁员降薪，继而形成“通缩→消费萎靡→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3）利率与信贷可得性：跨期选择的成本

利率是资金的时间价格，直接影响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决策。

一方面，提高利率意味着储蓄的回报增加，会激励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储蓄，从而抑制当期消费；另一方面，利率也决定了信贷消费（如房贷、车贷、信用卡分期）的成本，低利率环境能显著降低大额消费的月度还款压力，激发居民的购房、购车等耐用品消费意愿。

另外，信贷政策的松紧，如首付比例、贷款审批难度，同样直接决定了居民能否将潜在的消费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

（4）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后顾之忧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居民在工作期储蓄是为了应对退休、医疗等未来支出，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通过风险共担机制降低个体风险来释放消费潜力。

通常情况下，一个健全、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能够极大地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如果居民不必为“看病贵、养老难、失业慌”而过度担忧，他们就敢于将更多收入用于即期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反之，社会保障的缺失或不足，会迫使居民进行大量的强制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严重制约消费潜能的释放。

三、结构与变迁：社会与人口因素的深远影响

经济决策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消费意愿同样受到社会人口特征变迁的深刻塑造。

（1）人口年龄结构：生命周期中的消费曲线

如前文所述，不同年龄段的消费偏好和能力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青少年是教育、娱乐消费的主力；中年人是住房、汽车、家庭消费的中坚力量；老年人则聚焦于健康、医疗和养老服务。放眼当下，我国正在经历的快速人口老龄化，这意味着消费市场的主体和热点正在发生根本性转移，“银发经济”或将成为未来消费的重要增长极。

（2）城镇化进程：生活方式的变革

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转移，更是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革命。例如农民转变为市民，其消费内容从以农产品自给自足为主，转变为对工业制成品、服务性消费（如外卖、网约车、文娱）的全面依赖。不仅如此，城镇化率的提升还伴随着巨大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日常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3）家庭资产结构：财富效应的体现

居民的消费不仅取决于收入流，也取决于其资产存量，这可以从财富效应与资产负债表效应两个维度来解释。

财富效应方面，当居民持有的资产（如房产、股票）价格上升时，他们会感到自己更富有，即使不卖出资产也会增加消费；反之，如果资产价格下跌（如股市崩盘、房价回落），那么就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抑制消费。

就我国而言，居民资产构成中房产占比近70%，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直接牵动消费神经。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居民通过房屋买卖、租赁等渠道获得可观财产性收入，有效带动了家电、家具等关联消费增长。但随着近些年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财富缩水效应逐步显现，对于相关消费的增长也产生了较大的压制。

资产负债表效应方面，如果居民部门杠杆率（负债与收入之比）过高，沉重的债务本息支出会严重挤压其可支配收入，用于日常消费的部分被迫缩减，甚至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此时，居民的核心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往往更倾向于全力还债而不再借贷消费，从而对于消费支出造成影响。

（4）文化观念：经济模型之外的关键因素

经济模型之外，文化和社会观念同样重要。比如就当前来看，随着成长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Z世代”群体逐渐成长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更注重个性化、体验感和精神满足，愿意为兴趣、颜值和社交属性付费，其消费意愿更容易被社交媒体、KOL（关键意见领袖）和品牌故事所激发，这些特征都对消费潮流和消费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充分理解代际消费文化的差异，无疑是精准把握未来消费趋势的关键。

四、市场环境：消费意愿的体验性影响因素

消费意愿的最终实现，离不开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诠释。

（1）消费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消费决策的实施成本与风险感知，是“愿不愿消费”的关键落脚点。

通常情况下，良好的消费环境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维权成本，增强消费者信心；反之则会抑制消费需求。我国消费市场仍存在诸多痛点，比如跨境电商、预付式消费等领域的维权“真空”，网络购物中的假冒伪劣问题，部分行业的“准入不准营”现象等等，这些问题使得消费者面临较高的决策风险，被迫选择“谨慎消费”甚至“拒绝消费”。

（2）市场监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决定消费信任度。

当消费者权益受损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济时，消费意愿会显著提升。我国在消费领域的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商家存在虚假宣传、售后服务缺失等行为，而监管滞后和执法不严进一步加剧了消费风险。例如，美妆服饰、日用电器等领域投诉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相关品类的消费增长潜力。加强全链条监管、建立健全信用惩戒机制，是改善消费环境的核心举措。

（3）消费基础设施与供给质量影响消费升级意愿。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我国部分消费领域仍存在供给短板：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导致“海外代购”热潮，服务消费的标准化程度偏低影响体验感等等。同时，农村地区物流、支付等基础设施薄弱，制约了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释放。通过完善消费基础设施、推动供给侧升级，可有效匹配消费需求，激发消费意愿。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居民消费意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经济主体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放眼当下，我国居民消费意愿总体不强，其根源在于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财富效应弱化、预期稳定性不足、保障体系待完善及消费环境有短板等多重矛盾叠加。想要真正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增强居民消费信息，势必需要构建“收入增长有支撑、财富波动有缓冲、未来预期有保障、消费体验有改善”的综合政策体系。

从政策实践来看，需要从以下方面予以发力：

首先应夯实收入基础，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工资性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等手段，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其次需稳定财富预期，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降低居民债务负担，发挥财富效应的正向作用；再次要强化预期管理，通过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完善就业保障机制、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增强居民收入与就业信心；最后应优化制度环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消费市场监管，完善消费基础设施，让居民真正实现“有能力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当前掣肘居民消费增长的诸多痛点，将我国庞大的市场潜力和内需潜力真正转化为强大而持久的驱动力，以此来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谢谢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