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8月14日 08:59:00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遥望半年前，上证指数迈向3600之时，宏观一片看好，华夏复兴之声不绝于耳。而半年之后的今日，舆论便遭遇了号称历史上“对政府最没有信心的时刻”。

大街小巷都在讨论政府的话题，从发展模式到政治体制，从现在到未来。伴随着大盘的不断下挫，也许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到“明斯基时刻”，但是政府声誉已经遭遇了“明斯基时刻”。

以史为鉴，那么今天我们挑出一段特别的历史，来回味那些年我们对政府失去的信心。这段历史就是1998年的“去产能”和“国企改革”。

对于现在，这是一段最值得回味的历史。

1998年的中国，由于过快的信贷投放造成了国企产能过剩的问题，随之并发了社会企业部门效率低下，和复杂的“三角债”问题。

这些困境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其实今天，政府面临的困境在20年前也发生过。

那一年，过剩不是今天的钢铁煤炭，而是纺织品。当时政府做出的选择与今天并无二致：去杠杆和去产能。

而面临的问题，也是惊人的相似：体制障碍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部门。

20年前与如今一样，由于国企民企之间无法消除的“双轨制”，一旦实施去杠杆和去产能，信用资源就开始向国有企业偏移。

让我们看看当时政府做出的具体应对：

1. 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

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挤压产品等于自杀；二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 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

96-98年，企业兼并、破产加快，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98-99年，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 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 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共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至2003年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 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

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 ◆ ◆ ◆ ◆

一、货币政策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98年之前“从紧”的论调很像今年7月前的“坚定不移去杠杆”；而98年之后“适当”和“稳健”的字眼，也在7月的政治局会议之后被反复强调。

这么说来，去产能和去杠杆的过程并不适合用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进行。98年没有如此选择，如今似乎也很难坚持。不同点在于，当年使用的是货币直接紧缩，而如今使用的是信用紧缩。货币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紧缩，问题出在货币的传导机制上。简单的说，就是钱都放给了银行，但是由于打击“影子银行”和各类通道，钱出不去了。

二、行政手段的对比

98年的历史里，我们再次看到“供给侧”的字眼，企业兼并和破产加快的方式也是这两年去产能的主要方式。

不同点在哪呢？98年的国企，在经济中的占比比现在高的多。98年的国企改革，最后牺牲的是亏损国企和国企员工，采用了自裁的方式。而由于现在国企的比重比当年小很多，如今采用的方式，牺牲的主要是民企。

都是重新切蛋糕的过程，经济结构变了，经济总量切蛋糕的方式也变了。

三、债转股模式的对比

这次同样是金融机构进行了兜底，国家在推进银行支持债转股。不同点来自于，这次似乎有一定“市场化”的味道。

1998年，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而如今，银行的债务通过供给侧直接切蛋糕的方式，直接改变了国企央企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改善了银行的资产质量。

第一批参与债转股的大部分股票为周期股，这两年周期股的盈利改善可见一斑。但是这样的“市场化”债转股背后依然是政府在重新主导利益分配。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对比

和98年一样，如今我们也动用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98年的财政刺激主要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与如今的手段一致。

至于减税？98年我们采取的是整顿乱收费现象为社会减负，98年我们并没有采取减税的方式。而如今我们的税率也是明降暗升的，减税只偏向特定行业，但是也大量强调了简化流程和政府办事效率提升。

虽然说减税这种方式听上去理论上很经济学，很完美，但是历史上的中国，包括98年，没有一次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时候触发减税。反之，中央对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历史上的“大赦天下，免赋税三年”也是出现在外部压力小的时候。

肯定有人说，我们现在外部压力很大，贸易战，汇率等等。那么98年附近发生了什么呢？97年亚洲金融风暴，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空前的分歧和质疑，中国无疑在旋涡之中。发展模式和外需，甚至汇率压力都很大。紧接着是2000年的科网泡沫破裂，外部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98年开始实施的财政政策直到2004年才逐渐退出。

五、释放新需求的对比

98年通过房地产来创造需求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解决了当时政府的大问题。但是相反，这种模式在这几年使用到了极致，多年的货币超发和快速提升的居民杠杆率，已经让政府投鼠忌器。这也是大家现在普遍讨论的政府调控空间已经很小了，所谓小，指的就是拯救经济多年的房地产似乎使用到了极致。

我们知道，房地产素来有“夜壶论”，其实用来托底经济的东西往往都是“夜壶”。房地产本质是掏居民口袋的钱，这种夜壶已经算比较常用的。

而政府一会儿进入，一会儿退出的另一个“夜壶”——基建，在2009年四万亿投资后才开始快速提升。这种创造需求的方式，是掏政府的口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

但是就这几年的趋势来看，因为房地产这个夜壶已经越来越满，基建投资未来几年将越来越被依赖，因为政府能使用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少，凯恩斯主义将会在这个滞涨的时代盛行。“里根”经济学，比如减税，鼓励创新，只能出现在部分行业里，以目前创新行业的体量并无法托底整个经济，但是可以不断改善经济结构，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98年和如今相比幸运一些，2000年后因为加入了WTO，我们的外需拉动经济很明显。即使如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一直到2004年才退出。这次的情况更加严峻，财政政策我认为会比98年维持更长的时间。

改革的反思

98年的改革，是一次国企的自裁行为，做到了如今大家呼唤的“国退民进”。后世评价很高，认为壮士断腕解决了国企的多年的根本问题。然而，真的解决了吗？既然解决了，为什么20年后的今天又出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们当时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厉以宁的一段评价：

“上一轮国企改革，付出的成本极其巨大，最明显的就是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众所周知，以牺牲两三千万下岗工人为代价，换来了国有企业的今天。那些国企工人，为企业奉献了青春，建立起了厂房，搬来了设备，到头来却以很低的几万块钱的“工龄”被买断回家，土地、厂房、设备都成了他人所有，与己无关，这是极大的不公。

聊到98年，我想起了之前高博士的忆苦思甜，说到计划经济私藏棉花被查的年代。那么今天，我想回忆一下98年国企工人下岗的社会状态，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国企双下岗职工。

时光的刻痕

98年以前，是一个以在国企工作为荣的年代。

父母那辈，把国企的厂徽佩戴在胸前，就像今天脖子上挂着玛莎拉蒂的钥匙一样。那是个我还没发育的年代，每天跑着去食堂领着大锅饭。看着食堂里一些生产线的领导昂首阔步，说什么都是对的样子，想着长大能和他们孩子混熟就好了。

一切都来的很突然，但是却出奇的平静。

爸妈辈们开始聊到企业会发一笔钱，好像还不少。也许大家没有见过所谓那么多钱，“买工龄”消息渐渐散开，但是大家似乎更热衷于计算自己的工龄下能拿多少钱。

直到有一天爸妈把钱拿回来，大人们在一起，忽然有人问了一句:“国家不会真的不管了吧？那我们以后干嘛？”

不到两个月，厂里陷入了混乱。那个夕阳西下在篮球场和发小打羽毛球的我，是我逝去的青春。就在那个美好的青春，我看到了一个厂里的叔叔拿着双节棍在追厂长，尾随着两三个人，大部分人依然不知所以然，漠视着一切。

那个时间段，大家是认为国企就是自己的家，因为住的地方就在企业旁边，大家依然把企业当家，觉得企业还摆在那，大家就不会有事。随着几辆推土机的到来，彻底引发了骚乱。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厂长对外勾结，已经把企业的土地低价转让，自己拿了很多钱跑了。这一大片，马上就会被夷为平地。

又不到两个月，审查组来了。听父母辈的说，因为厂长太贪，多家地产商询价，要的太多，被别人告了。但是这也引发了一场运动式“检举”。所有和厂长亲近的人开始被审查，检察院还在公司设置了原国企内部员工组成的调查组，厂内人人自危，互相猜忌。

我有一次看到了一个调查组的人，在扇一个前国企员工的耳光逼他说实话。那时候我感觉很震撼，原来原本是同事和厂友，可以下手如此之狠，算是当时的时代刻痕吗？

最终，厂长被抓回来了，判了很多年。但是却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件事。因为大家忽然发现，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这时候，大家多年的自尊心依然没有放下来，人情来往依然扛着，做饭都关着门，生怕隔壁家知道自己家今天只吃得起青菜。

渐渐的，这种尊严开始被瓦解。

原来厂里职位低的员工，似乎更容易接受这个现实，比如我爸妈。他们开始推着早餐车上街叫卖，我也有了和我母亲一起在街边摆摊卖我舅母鞋帽厂鞋子的经历，印象中一天就卖了一双。

原来昂首阔步的生产线领导们，大部分无法接受要出去卑躬屈膝的现实。他们依然说话自信，但是却越发空洞，直至身边毫无观众。

那年，下岗的国企员工们并没有时间抱怨，也没有时间体会什么叫绝望。为了生计的奔波，而麻木在人群中是一种常态。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国家也不用忙着删帖。

一句“工作总会找到的”，有的人做到了，有的人没做到而已。

那些年，每个家庭脆弱的像纸，经不起大风大浪。初中的时候听说有个同学家里爸爸因为得了癌症毫不犹豫的跳楼了，而他的女儿，我们的同学却显得那么平静，仿佛早就知道了结果。

然而一切终会过去，20年并没有改变什么。

内部结构失衡，重新切一次蛋糕，国家还会走上继续发展的道路。该来的终究会来，该过去的也终究也会过去。信心依然还会来，伤痛也依然还会被人忘记，一切只是轮回而已。

世界上本没有完美的体制，每个国家的体制都赋予了历史的基因。过度抱怨政府体制，就像总在抱怨住的地方老下雨一样。每次经历困难，都是大家携手度过，因此我总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因为我对大家有信心，大家也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我爱的是国，这个国家的伟大终究属于人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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